嫦娥升空”、“蛟龍下海”……近年來一個個國產高技能接踵亮相，國內頂尖技能“作品”可做到與世界強國媲美，但手表、汽車等量產產品質量卻難以與世界制造強國相提并論。有觀點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技能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穩。
　　以廣州為例，據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預計，“十二五”期間全市技能人才需求占勞動力總量30%，按照目前800萬的勞動力總量計算，約為240萬人，如今登記的技能人才總量近200萬人，估算技能人才缺口50萬人左右。
　　處在經濟轉型關鍵期的中國，職業技能教育又能否挑起培養經濟轉型所需大批高技能人才的重擔？
　　結合近日在廣州城建職業學院會議中心舉辦的亞太地區民辦職業院校合作發展研討會，南方日報記者采訪多位從業者、學者，與他們一同檢視和探討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職業教育正從求量向求質轉變
　　一直以來，我國制造業體量巨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和高技能人才，長期處于產業鏈條末端。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但是面臨“設備易得、技工難求”的尷尬局面。
　　“民營和中小企業當前招工難，特別是技術操作工。有的后繼無人，技術斷檔，電焊工、數控機床操作工等一些關鍵技術崗位，盡管有的月工資近萬元，但企業依然招不到他們需要的人。”全國政協委員孫太利在受訪時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職業教育與經濟轉型過程中人才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根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規劃到2015年初步形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現在的職業院校專業及課程設置不適應企業需求，職業學校生源質量普遍較差，學生就業遠離實體經濟崗位，我們不能按照辦研究型大學的思路，把職業教育又辦成了研究型教育。”孫太利坦言。
　　而根據人社部2012年對全國100多個城市勞動力供求情況的分析數據顯示，各技能等級崗位空缺數量和求職人員的比率都大于1，表明技能勞動者供不應求。其中高級技師、技師和高級工程師的求人倍率分別達到2.72、2.31和2.13。這種技能人才的供需現狀，為職業教育發展劃出了“新跑道”。
　　在技能人才緊缺的當下，當前的職業教育能否擔此重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劉占山表示，中國職業教育已進入新常態，以規模擴張為特征的發展觀已經轉變為以提高質量為特征的發展觀。
　　事實上，雖然職業技術教育的地位在不斷提升，但中職高職院校何時告別撿普通高中、本科院校“剩下”的生源窘境？這也是橫亙在幾乎所有職業院校辦學者心頭的天問。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從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來說，應該以就業為導向，同時，要讓職業教育擺脫低端教育的困境，必須對癥下藥。政府部門要著力消除一系列對職業教育的歧視性政策，包括取消高校招生的批次設置，讓職業院校與普通院校平等競爭。要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的改革，把自主辦學權交給職業院校，這才能讓職業院校有清晰的定位，并辦出特色，培養出高素質的職業技術人才。
　　現代化職教治理體系待完善
　　“我們很缺技能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正在出現。”廣船國際船舶管工、高級技師陳國華介紹，隨著企業的轉型升級，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但高技能人才卻越來越少，長此以往，不利于產品升級換代。
　　“職業教育如果離開企業，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目前職業教育的辦學主體單一化，企業沒有站出來。”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巡視員王繼平說，傳統的學術型大學產生地是“廟堂”，職業教育產生之地是“作坊”，如果企業不能站出來辦職業教育，那么職業教育就很難辦好。
　　“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命脈之門。”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建議，國家可嘗試通過稅收減免、政府配套等政策，鼓勵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率先參與到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中來，國家同時可探索建立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學校主體的辦學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各自在產業規劃、經費投入、實訓基地、教學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此外，劉占山還提出，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歸根結底是職業教育的治理體系存在著缺陷，現代化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尚待完善。在他看來，職業教育的治理架構，應該是多方面參與的，除政府部門外，還應包括相關的行業機構、社會組織、職業院校、企業、培訓機構等，同時明確各參與方的責任。
　　鑒于此，11月29日，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民辦職業技術教育分會在穗成立，正是為了形成民辦職校的發展合力。廣州城建職業學院校長劉國生說，民辦職校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交流和團結合作，并肩應對發展中的共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