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正在德國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了一份“神秘禮物”——魯班鎖

天津中德職技學院王明靖(左)、李志仁(中)、張少華(右)

    417個字

    6月23日，時隔9年之后，國務院再次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

    會議召開前，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決定》對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出了明確的目標要求：“到2020年，形成適應發展需求、產教深度融合、中職高職銜接、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而在會議前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就加快職業教育發展作出了重要指示，這個指示有417個字。習近平強調，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廣大青年打開通往成功成才大門的重要途徑，肩負著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職責，必須高度重視、加快發展。

    這個指示，與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和《決定》的出臺，被認為是職業教育領域發展的一次重大“頂層設計”，也表明了我國加強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心和信心，將極大推動我國教育體制的改革步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可以說，重視發展職業教育，努力推動引導全社會確立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技術、尊重創新的觀念，促進形成“崇尚一技之長、不唯學歷憑能力”的社會氛圍，進一步提高職業教育社會影響力和吸引力，已成為國家層面上的一種共識。然而，如何將其進一步擴大為全社會的共識，并逐步落實到實踐，真正建立起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成為下一步關注的焦點。

    本科轉型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中國發展高峰論壇上的一番言論，上了各大新聞媒體的頭條。“2000年后新建的近600所‘專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將逐步轉型，淡化學科、強化專業，按照企業的需要和崗位來對接，做現代職業教育，重點培養工程師、高級技工、高素質勞動者等。”關于新建本科高校轉型職業教育的討論，迅速出現在各大媒體。

    此后，教育部多次辟謠，認為媒體的“表述是不準確的”。本科轉型，既不是全部本科轉型，也不是新建600所本科轉型，更不是本科轉型降為高職甚至是中職學校。

    關于這一點，《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這樣描述：“采取試點推動、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高等學校時，鼓勵其定位為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建立高等學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加快建立分類設置、評價、指導、撥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傾斜。”

    本科轉型是從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立兩個層面提出來的。本科轉型這一消息一出來，招致太多的爭議。在本科轉型方面，爭議的重點是現有本科愿不愿意？能不能夠？是否要教育部說了算？而在高職院校特別是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看來，高職舉辦本科職業教育的道路被堵死了？高職升本無望了？圍繞這些話題，至今一直爭論不休。

    教育改革不是靠運動，不能“刮大風”，高校是否轉型，還是要看基礎和條件，不能一刀切。在政府的引導下，學校能真正結合自身的辦學條件，提出明確、適當的辦學定位和發展道路，才是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還是那句老話：“把辦學自主權還給學校。”

    工士學位

    一夜之間，地處湖北孝感的一所原本普通的高職學校——湖北職業技術學院，成為國內教育界關注的焦點。6月20日，在該校舉行的畢業典禮上，1103名應屆畢業生，被授予相當于本科副學士學位的“工士學位”證書。這是國內首所高職院校試水為高職高專層次的學生授予學位。

    很快，教育部對此回應稱，“這項試點是湖北職院自己的行為，而且其向畢業生頒發的‘工士’是榮譽稱號，而非學位，更不代表我國學位序列中已經有了‘工士’這一學位。”此后，湖北職業技術學院也對此解釋并承認，“未經國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批準。”

    “工士學位”風波背后，是中國高等職業技術院校在學位授予制度改革上的艱難嘗試。

    在我國，長期受到輕視的高職教育在學位序列中一直沒有一席之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我國實施三級學位制度，分別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制中，本科對應學士學位，研究生對應碩士和博士學位，均屬于學術型學位，以應用型為特色的高職教育的學位設置完全被忽略了。

    湖北職院的試水引來熱議，恰恰在于設立“工士”學位，構建“工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學位體系，能夠更加完善我國現行學位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夠幫職業教育“正名”，扭轉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偏見。

    值得期待的是，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提出，研究建立符合職業教育特點的學位制度。顯然，把職業教育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納入我國學位制度的方向已定，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零投檔

    在2014年高考錄取中，一些省份如陜西、安徽、貴州、海南等地存在一個現象，即有相當數量的高職高專院校遭遇“零投檔”，并有大面積蔓延的趨勢。

    報道面世以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即使是職教界反映也不一：有人認為，這些僅僅是一連串數字，不過表明高職遭遇“零投檔”的常態化，不足以說明實質問題；有人覺得“零投檔”主要出現在省外招生，媒體有放大之嫌。畢竟，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學校今年總體招生還不錯，不必如此悲觀；還有人對“零投檔”早已產生審美疲勞，對此視而不見，以為危機不過是報章上渲染出來的，離自己很遙遠，是媒體為吸引受眾眼球的“標題黨”罷了……

    高職面臨生源危機，這是幾年前就開始出現的現象，從山東省高職高專缺口4萬人，到高考180分即可讀高職，到現在很多省市在推行的高職注冊入學，不得不說，生源危機已經來臨，教育行政部門和辦學者的應對能力在面臨著考驗。

    在生源競爭形勢下，考生(家長)對學校提高育人質量的期待往往會轉化為“用腳投票”的實際行動，辦學的質量、特色、品牌，將成為高職院校新一輪優勝劣汰“洗牌”的重要衡量指標。

    生源危機可能長期存在，零投檔還會繼續蔓延，在招生批次長期處于底層的高職學校，準備好了嗎？

    魯班鎖

    2014年10月10日，正在德國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了一份“神秘禮物”——魯班鎖，一種從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益智玩具，解開這把鎖寓意著解開難題。被默克爾用手托起的這把魯班鎖，將傳統和現代嚴絲合縫，鋁合金代替了木頭，中國制造與德國制造，在這只“魯班鎖”中得到完美的統一。

    王明靖、李志仁、張少華，3個90后小伙兒，是這把魯班鎖的制造者。而他們就讀的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則是中德兩國政府在職業教育領域大的合作項目，向國內引入了德國享譽世界的“雙元制”職業教育理念和模式。迄今，在該校工作的德方專家中，已有4人獲得中國國家友誼獎。從入學那一天起，學生們就受益于“中國制造”與“德國制造”的融合。

    當默克爾從李克強手中接過那只精巧的“魯班鎖”時，一個再顯著不過的信號，經由兩國總理的動作和笑容釋放出來：全球大制造國與精良制造國之間的合作，令人期待。

    有評論認為，李克強總理送出這只“魯班鎖”，代表了一種虛心：中國在提振現代制造業上有所追求，要向德國學習，要與德國經濟技術加強深度合作。同時，中國年輕的職業技術學院學生、未來新型的產業工人，用自己的技藝和熱情做出了這只精巧的“魯班鎖”，并經由中國總理之手散發出異樣光彩。在這樣的事實中，確鑿地傳遞出“中國制造”的信心。

    藍翔

    藍翔一直很火。與以往“挖掘機技術哪家強”帶來的火不同，今年的火是被“后院”點燃。

    2014年9月，“跨省打架門”曝光，9月5日藍翔技校副校長帶領著上百名藍翔技校的職工、學生及社會人員從山東濟南趕到河南商丘，與藍翔校長榮蘭祥妻子孔素英的家人發生沖突。起因源于榮蘭祥與孔素英在去年年底開始的離婚官司。

    此后，這場離婚官司漸有演變為“離婚門”之勢。孔素英稱榮蘭祥有多個身份證，多套房，多個孩子，等等。清官難斷家務事，然而，卻成了媒體的“盛宴”。

    當然，由于媒體的追問，目前的藍翔校長榮蘭祥請辭了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并公開發表“致歉信”，表示將積極配合計生和公安部門的調查，就個人家庭問題在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致歉，并表示“藍翔不易，懇請理解與支持”。

    藍翔風暴，對很多媒體來說，沒分清是舉辦者的家事、個人丑聞，還是學校辦學的丑聞，前者屬于法律問題，應該由司法機關調查、處理，后者屬于違規辦學問題，應由教育行政部門查處，屬于辦學理念不一致的，則可以探討。

    其實，在我國，民辦教育面臨不平等的輿論環境，一旦民辦學校出事，有的媒體炒作，甚至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也隔岸觀火。

    毋庸置疑，民辦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平等、包容、理性的輿論環境，這肯定是我國民辦教育、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正能量。

    周浩

    6年前，周浩以青海省理科前5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3年前，周浩從北京大學退學，轉學到北京工業技師學院。在北京大學期間，周浩想到過轉學，卻不能如愿，也休學一年打過工。2014年11月4日，在第六屆全國數控技能大賽決賽期間，周浩的經歷被《中國青年報》報道后，引起軒然大波。

    引發輿論風暴的原因是，很多人不敢相信周浩的選擇。因為在公眾眼里，技校和北大相差實在太遠。不少人認為周浩是北大的失敗者，是無奈而退學。網上有網友對周浩和北大主觀猜測評論：“肯定是在北大待不下去了，掛了很多科吧。”也有人描述這樣一幅畫面：北大課程很無聊，周浩幾乎什么都沒有學到，自己不好好聽課，掛了很多科，終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周浩從小喜歡操作機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理論課比較多，不太適合他，由此他開始謀劃轉校。但是在北大學習的那幾年，他從來不曾翹課。轉學到技校后的周浩，好像如魚得水，喜歡上技能課和實踐課，還利用其外語優勢上外文網站，對世界前沿科技了如指掌。

    必須承認，周浩棄北大讀技校，只是個偶然事件，這并不表明，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就真正提高了。但是，對于這一事件，竟然80%的網友對周浩的“偉大”選擇點贊。

    對周浩行為的“點贊”，當下主要出于尊重選擇、感嘆他的勇氣，而職業教育和整個中國教育的未來，則在于所有學生的自由選擇。我們期待，以后，“棄北大讀技校”不再成為新聞，而成為選擇教育的新常態。

    生均撥款

    “都4%了，怎么還不落實高職生均撥款？”2012年，當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首次達到4%時，這個喜訊在高職教育界炸開了花，以為高職生均撥款可以落實了。

    喜訊又在2014年11月28日傳來，當天，財政部、教育部宣布，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績效為導向的生均撥款制度。兩部門發布的通知提出，2017年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應不低于1.2萬元，2017年以前，對于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尚未達到1.2萬元的省份，根據東部地區25%、中西部地區35%的基本比例以及各省財力狀況等因素，中央財政按一定比例給予撥款標準獎補。

    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欠賬太多。在兩個“半壁江山”(一是高職教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一是中職教育占中等教育半壁江山——編輯注)的教育系統中，國家在職業技術教育板塊上的財政投入，只占整個教育經費的10.6%(含高職/中職在內)。

    眾所周知，高職自誕生時起就被標以不同的身份：公辦民辦、省管市管、政府管企業管、教育部門管行業部門管，等等。身份決定經費來源，渠道決定經費額度。沒有“標準”的標準導致高職經費投入亂象叢生、嚴重不足：有的僅有學費“投”入，有的僅憑地方“長官意志”投入，有的只有職工基本工資投入，有的示范配套經費是“空頭支票”，有的還需要上交部分學費，成了“負投入”，等等。沒有有效的制度約束，這樣的亂象致使不少高職院校教育經費捉襟見肘。為了維持生計，一些校長只好以簡化辦學條件、降低教職工福利待遇和人才培養質量作為代價。

    職業教育要發展、要升級，資金是保障。高職生均撥款政策落實，是每個高職院校辦學者的夢想，這個“夢”離實現終于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