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全國25個省市的異地高考方案相繼出臺，艱難落實了去年8月底國務院有關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指示精神。其中，北京、上海、廣東三地的異地高考方案在眾人的翹首期盼中，終于在2012年后一天來臨之前同時出爐。北京市從2013年起面向進城務工人員的隨遷子女“有條件”地放開高職和專升本；上海市以進城務工人員的“積分”來劃定隨遷子女享受高考的不同權利；廣東省則決定以2013年、2014年、2016年為三個時間節點，分步驟、分層次解決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廣東的高考問題。
承載教育公平重任的異地高考方案，究竟能否順利過關，令社會滿意？顯然，“北上廣”的“異地高考”方案與徹底推進教育公平的目標相去甚遠。
以北京市的“過渡”方案為例，凡有居住證明及穩定住所、穩定職業及社保均滿6年，初中畢業生只能參加中等職業學校考試錄取，中職畢業后可按照有關規定參加高職學校的考試錄取；而同樣身份條件的高中畢業生只能參加高等職業學校的考試錄取，畢業后可參加升本考試錄取。
不謀而合的是，上海市的方案則通過“積分”的形式來分配考生的權利，進城務工父母的“積分”達到規定標準，隨遷子女才能在上海市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如果父母的“積分”達不到“標準”，只符合上海市進城務工人員管理制度規定的基本要求的，則其初中畢業的子女只能參加全日制中職學校的自主招生考試，中職畢業后再參加高職學校的自主招生考試，高職畢業后可在上海市參加專升本招生考試。
進城務工子女只能上了中職進高職，讀完高職專升本，而始終沒有平等的機會報考重點高校、名牌大學。讓人覺得兩地的異地高考政策被附著了“拼爹”的色彩。
而且，一個本該是促進教育公平，讓外來務工人員的隨遷子女能夠平等參加高考及錄取的方案，卻有意無意地拿“職業教育”做擋箭牌，這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在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尚不盡如人意，職教的生源又面臨重重危機的當下，“北上廣”的異地高考政策難免不會被誤讀為政府在設法為職業教育的生源“救市”。這一誤解的后果，不僅會增加人們對異地高考政策本身的抵制，更會在無形之中使職業教育受到無辜的傷害，不僅沒有幫上忙，反而會弄巧成拙地添堵添亂。
就拿高等職業教育來說，本來同樣是高等教育的家族成員，但在異地高考政策的框架中，卻被不經意間劃歸了“另類”，成為弱勢者的被迫選擇和農民工子女的無奈去處。而如此來自政策層面對職業教育實質上的歧視，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職業教育的發展先天弱勢，如果聲譽和自尊再平白無辜受損，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誠然，異地高考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復雜的權衡過程，正如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所言，“必須綜合考慮城市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布局、資源承載能力等諸多因素，以及統籌兼顧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權益。”所以，“方案”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和瑕疵都無關緊要，不能令各方都滿意也在所難免。然而，“異地高考方案”既然是沖著推進教育公平而來，其基本的原則就應當不能光拿職業教育做“擋箭牌”，否則定然難以服眾，難受認可。
在國家高考繼續執行按省市切塊分配錄取指標的前提下，放開“異地高考”，必然會影響到城市戶籍人口的既得利益，無異于自切蛋糕，自割股肉，于情不忍、于心不甘，甚至產生內心的陣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這都不能成為放慢改革、阻滯發展的借口，更不能以不成熟、不合理的對策去糊弄百姓，把職業教育當作“擋箭牌”來應付輿論。(作者系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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